18年前的回首記憶

 最近看了《志祺七七》訪談《失樂園》導演蔡銀娟的影片，談到育幼院、第一線社工照護與跨國詐騙的現場，那些關於「24小時人力崩潰感」的片段，讓我突然安靜了很久。18年前的記憶，在2009年那年瞬間閃過。那時我18歲，住進東港希伯崙共生家園，碰上的剛好是機構人力最匱乏的時期。

外界對這類地方往往帶著某種浪漫的想像，以為那裡充滿愛與溫暖，是電影裡療癒系的大家庭。但唯有真正站上現場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種幾乎沒有白天與黑夜的生活。有人半夜情緒崩潰，現場永遠只有那幾個快燃盡的人在撐；從生活瑣事到各年齡層新移民的複雜社會問題，如何有效進行資源管理、時間分配，同時照顧好個體的多元身心靈狀態，每分每秒都是嚴酷的考驗。

在那兩年的教會加機構生活中我深刻體悟到：所謂的「陪伴」，其實是整個社會體制中最昂貴的人力成本。外界以為缺的是物資、捐款或硬體，但現實是，大量湧入的物資往往多到需要耗費巨大的倉儲管理與人力去重新分工分配；真正缺乏的，是願意24小時待在那個情緒黑洞裡，不斷用肉身去接住別人的人。

18歲的我也曾有過愚昧的幻想，以為只要足夠努力、足夠犧牲地燃燒自己，總有一天能成為史懷哲或德雷莎修女，去改變台灣底層的結構性問題。

可現實不是熱血動漫，很多孩子離開機構後，依然會重新掉回家庭、貧窮、暴力、毒品與詐騙的循環中。那些生存壓力，不是一句「加油」就能跨越的。

影片裡有句話精準得讓人心痛：「很多第一線工作，其實像是在跟黑道搶孩子。」當一個18歲的孩子離開機構，身上沒有錢、沒有家、沒有安全感，最快對他伸出手的，往往不是體制，而是那些願意立刻提供吃住、現金與虛假歸屬感的黑幫。

代價是墜落，但那是他們唯一的浮木。

這從來都不是個人不努力的問題，而是整個結構早已破洞到接近崩塌。

人其實無法靠一個人的燃燒去拯救世界。

以前的我會因為這種無力感而痛苦，但過眼18年，我反而學會了接受。

因為我發現，許多第一線工作的意義從來都不是徹底「改變一個人」，而是讓他在人生最黑暗、走投無路的某一段時間裡，曾經體會這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善意。

也許多年後照顧過的群體早就忘了我的名字，但會記得：這世界上，曾經有人沒有傷害他、曾經有人對他守信用、曾經有人願意陪他們吃飯、聊天、熬過漫漫長夜，在體制放棄他之前，曾有人在那個破洞的結構裡，為他撐過一下下。

18年過去了，我不再覺得當年的自己是英雄，那不是無謂的個人犧牲。

那段24小時陪伴別人的日子，至少曾在某些人的生命裡留下一點點微弱的光。

哪怕短暫，但它確實存在過如同消逝的光芒。

後來，在那座由廢棄飯店改建的家園裡，發生了太多比八點檔戲劇還要誇張荒誕的戲碼。那些人性在極端匱乏下的扭曲、拉扯與決裂，最終耗盡了那時我所能承載的極限。於是我選擇離開機構，帶著一身滾燙過後的疲憊與雜事，輾轉來到了新北。

這18年的人生峰迴路轉。如今，我在這個特殊的圈子裡也深耕了6年。

正因為走過底層，我對社會基層的運作邏輯與生存掙扎了解得太過透徹。然而，這次面對圈內更為複雜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我深刻感受到這將是一場比當年更為巨大的挑戰。

在這裡，主流社會的認知框架完全失效。我每天直面的是：

那些在創傷中被扭曲撕裂的人格

近乎病態且無法停止的自毀行為

長期被忽視且難以解套的身心健康問題

各種錯綜複雜、利益交織的活動構成因素

群體與群體之間不可調和的互相矛盾

以及潛藏在暗處、隨時可能引爆的社會安全隱患

當我逐漸了解這看似光鮮、實則飽含風塵的生態後，我突然明白：這裡，根本是另一種存在於主流大眾認知框架之外的「難民營」。

他們沒有流離失所的難民外殼，心靈卻早已在結構的擠壓下無處可歸。

但也正因如此，還有這麼多未解的謎題與困境擋在前面，需要我們用更實踐、更具體的手段去摸索與習得。這不是一場靠愛心與理想就能打贏的仗，而是另一場需要將各種生存條件納入考量的生存博弈。